作者|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中国可能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规划
根据当前的形势，可以判断世界经济最可能的回升路径是“U型”。就中国来说，4、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明经济基本面已经开始反弹。相比全球经济，中国处在“U型”底部的时间要更短。
随着疫情发展进入平台期，世界经济也被拖累到历史新低。从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全球市场的整体行情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疫情蔓延的带来的风险已经有足够的消化，“黑天鹅”事件也越来越少。虽然疫情可能重返，但是未来发生大规模金融震荡的风险已经大幅度地降低。放眼全球，虽然像非洲和印度这些地方的疫情也不能掉以轻心，但是由于这些地方与全球经济的联系相对较弱，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力并不像欧美发达国家的疫情暴发造成的冲击那么大。
今明两年疫情如果反复，有二次大流行的风险的话，我想中国央行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有定力，不采取大规模投资刺激。虽然目前疫情形势还没糟糕到需要把子弹都打光的时候，但如果疫情爆发肯定采取居家隔离政策，从需求角度来讲，收缩是非常严重的，若没有额外的投资需求补上，肯定会爆发比较严重的企业倒闭潮和大规模失业。（此观点系作者在6月15日参加网易财经《长盛时间》栏目时所作的相关表述）
对中国而言，我们似乎已经对抗疫环境有了更强的适应力。经历了几个月的全民抗疫后，无论是在服务业，还是在制造业等方面，大家已经适应了所谓的社交距离下的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到底该怎么评价这个现象？至少经济反弹的能力不如之前我们的预期，肯定跟这个有关。今天我们说经济复苏之所以这么慢，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即便没有疫情我们也不愿意出去了，短期在GDP上就反映出来，可能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报复性消费、旅游的情形。
数字化和全球供应链重组是疫后世界经济发展两大趋势
我估计，疫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也面临长期转变的大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经济活动数字化趋势，这个进程会加快，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会转移到线上。这个转变的一个明显的长处就是可以很大程度上规避类似于疫情这种巨灾事件给经济造成的冲击。通过此次疫情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数字化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对疫中和疫后的经济状况的不同有非常大的影响。之前习惯于在线下的活动转移到线上肯定能够带来时间和资金成本的节约，体验也不错，尽管也有不足的地方。但这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数字化的经济转型已经势不可挡。在这方面，中国是领先的。
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化进程，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新基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新基建的投资肯定不会成为今年经济复苏的主战场，因为新基建的方向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目前刺激经济复苏的一揽子政策里，新基建投资肯定不是重点。对新基建持续投资的计划更多的其实是要考虑长远，着眼未来的发展。加强中国在5G和信息通讯领域的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有助于中国在AI、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产业占领制高点，而这些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前面提到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中国之所以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一直超前布局。
第二个层面是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这个问题比数字化更加复杂，因为涉及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尽管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至少会受到政治势力的深刻影响。疫情爆发让人们对目前全球价值链的格局忧心忡忡，甚至担心一旦某些国家价值链断裂，全球的生产链难以为继，短期内难以恢复。这个担心激发人们对供应链多样化、就近化、区域化的发展方向的讨论，有可能会深刻影响国家的政策。换句话说，这次全球疫情会成为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真正的方向改变的标志。
需要强调的是，我不相信未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会被逆转，但方向和方式会有所调整。为什么这么说？从全球化的逻辑上讲，全球化背后有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全球化的主导者是企业或投资者，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之所以会把有些环节、甚至整个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即便我们不否认地缘政治的影响，但受更长远利益驱动的全球化趋势是很难根本逆转的。
因为公司和投资者更加务实，在全球市场变得不安全的时候，一些跨国公司也会重新评估和考虑其当前在全球的布局，进行局部调整。所以，现在美国跟墨西哥的经济联系突然加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同处美洲，地理位置接近，相对于其它地区，距离更短相对更安全。但这并不等于说，拉丁美洲可以成为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替代，谁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亚洲，特别是中国和东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撼动的。我相信将来全球供应链的分布会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当然也包括邻近化和区域化。我同样相信，即便在当下和未来15年，虽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但实际上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力已向内转移了。
“去中国化”是夸大其词
基于以上判断，制造业“去中国化”也只是一个噱头。中国制造业有绝对的和相对的优势，因为我们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良好的工业基础，以及充足且多层次的人力资源，所以在制造业上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中国相媲美。除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整体学习和模仿能力特别强，技术进步快，这也构成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所以，制造业去中国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相当困难。
有些外国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的现象是正常的，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可能一直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通过开放的工业化，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意味着人均收入和劳动力成本在不断地提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部分制造业离开中国，去寻找新的、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地方。在全球，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方当然有很多。即便是在美国一些偏僻的或老制造业基地所在的地方，工资也没有那么高昂。但是，第一，此地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第二，劳动力本身的数量不多；第三，劳动力市场比较僵化。所以，重回美国的企业要真正实现持续的发展和保持竞争力其实很困难，看看奥巴马夫妇拍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就知道了。一言以蔽之，影响制造业落户的并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还有很多硬件和软件的基础设施，包括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一个外国的制造业企业，离开中国或许容易，但是要找到一个与中国接近的投资环境的地方去重置制造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观察一下，从中国离开的外国制造业企业，最多的是迁往越南。从投资环境来说，越南是跟中国是最像的一个国家，受中国的影响特别大，越南现在的状况很像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离开中国的企业去的还是跟中国比较相像的地方。所以，去中国化其实是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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